保护条例的核心应是扶起跌倒的人心

人们之所以不敢做像搀扶摔倒老人这样的好事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也不在于是否希望得到奖励，而是怕被接受帮助的人诬陷，怕拖入旷日持久耗钱耗时的诉讼，怕在法庭上举不出证据被判败诉，怕做了好事却无辜地被判赔偿，甚至负刑事责任，背上一个撞人却不承认的恶名。

老人摔倒该不该扶？近年来，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的事屡有发生，如何谨防助人者成被告，也成为人大代表们极为关注的问题。记者日前从深圳市法制办对人大代表建议回复中了解到，深圳市正立法规范此类问题，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已列入市人民政府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，法规草案在起草过程中。(9月13日《晶报》)“彭宇案”、“许云鹤案”等一系列案件证明，学雷锋做好事居然成为一种高风险的事情，人们宁愿在他人跌倒后袖手旁观也不愿搀扶一把，并且就在深圳已经出现老人跌倒后无人搀扶导致死亡的事件。

深圳市拟制定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，这是一件大好事，这对扭转社会风气、促进人们多做好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，事实上，深圳有关方面早先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。今年1月份，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、罗湖区教育局、共青团罗湖区委就联合表彰深圳罗湖外语学校学生周天成、罗炜，分别给两人各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，并授予“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”称号。但是，如何来制定这部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，却大有讲究，法律制定的不规范或者不完善，不但不能促进人们做好事，甚至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。

人们之所以不敢做哪怕上前搀扶一把的好事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也不在于是否希望得到奖励，而是怕被接受帮助的人诬陷为撞人，怕拖入旷日持久、耗钱耗时的诉讼，怕在法庭上举不出证据被判败诉，怕做了好事却无辜地被判赔偿，甚至负刑事责任，背上一个撞人的恶名。

所以，在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中，我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，是如何认定“助人者”还是“撞人者”。如果有很明显的证据证明搀扶的人是“助人者”，那自然无话可说，搀扶他人的“助人者”很快就能摆脱被诬陷的困扰，就像南通驾驶员殷红彬、广州公民阿华一样，他们依靠摄像头证明了他们是做好事。问题在于，许多搀扶他人做好事的公民，并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，或者他们的证据与跌倒的人提供的证据各执一词，如果按照“彭宇案”、“许云鹤案”的逻辑，他们极可能被判赔偿责任。

我认为，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能起到的最有意义的探索，就是要规定对搀扶者作更有利的认定，在有一定证据的前提下，认定他们是“助人者”，从而对他们提供帮助和奖励。《助人行为保护条例》作为地方性法规，无法改变现行法律规定和法院相关的举证规则，但是，可以在其他方面为搀扶者提供有利认定。比如，搀扶者只要有合理的理由，或者有一定证据证明自己是“助人者”，有关方面就可以免费提供律师帮助其打官司，法院判其败诉时，有关方面甚至帮助其承担赔偿款项。如此，才能扶起跌倒的人心，解除那些做好事的人的后顾之忧。相反的是，如果仅仅是规定对“助人者”奖励、“助人者”免责等条款，“助人者”还是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助人，那么人们做好事前，还是必须掂量掂量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做好事，否则他宁愿选择不做好事。